《柳叶刀》英国新冠疫苗接种后罕见脑静脉血栓特征及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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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陆金阳论文编辑何丽萍

《柳叶刀》近日发表了一项针对英国接受新冠病疫苗后出现脑静脉血栓患者的大规模研究。我们记录了疫苗接种后脑静脉血栓形成的特征,并评估了疫苗诱导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与脑静脉血栓形成严重程度的关系。

该研究由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和伦敦大学的团队领导,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详细的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形成研究。

该研究首次表明,与没有VITT的患者相比,患有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的患者更年轻,更有可能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此外,颅内静脉血栓和颅外血栓的比例较高,死亡和依赖他人护理的患者比例也较高。

目前的数据显示,与辉瑞/ModernamRNA疫苗相比,阿斯利康或强生COVID-19疫苗更容易发生VITT。截至8月11日,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监管局共收到412例英国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血小板减少的报告。首次接种或未知剂量接种的VITT总体发生率为149例/100例。百万剂,第二剂后的总体发病率为18例/百万剂。MHRA在英国还收到了15例接受辉瑞疫苗后出现VITT的病例和2例接受Moderna疫苗的病例。

研究发现,在疫苗引起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情况下,脑静脉血栓形成更为严重。在接种疫苗后未出现VITT的脑静脉血栓患者中,约有16%死亡或依赖他人进行日常护理,而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患者的这一比例为47%,为3%。两倍。

在治疗方面,研究表明非肝素抗凝剂和静脉注射免疫蛋白治疗可能能够改善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形成的结局。根据这项研究分析,研究人员提出了VITT的新诊断标准。

什么是脑静脉血栓

脑静脉血栓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脑静脉回流受阻而引起的一组血管疾病。每年每百万人中约有5例患此病,占所有中风事件的0.5-1%。该病主要影响青少年和儿童,其中3/4的成年患者为女性。

疫苗诱导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是一种以静脉或动脉血栓形成和血小板减少为特征的综合征。这是接种新冠病疫苗后罕见的不良反应。在该研究中,如果患者入院时最低血小板计数低于150109/L并且最高D-二聚体值大于2000g/L,则定义为患有VITT。血小板是人体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止血功能。D-二聚体是最简单的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反映了血液中纤维蛋白的溶解功能。其质量浓度对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4月至5月20日期间,研究人员收集了英国43家医院95例接种COVID-19疫苗后出现脑静脉血栓的有效数据,其中70例患有VITT,25例未患有VITT。我们详细介绍了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并将其与无VITT的脑静脉血栓患者以及脑静脉和硬脑膜窦血栓研究队列的624名参与者进行了比较。比较患者的历史数据。

研究表明,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病例明显比非VITT病例年轻。该研究将70名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患者与25名接种疫苗的非VITT脑静脉血栓患者进行了比较。所有70例VITT相关病例均发生在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后;25例非VITT病例中,21例发生在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接种后,其余4例发生在第一剂或第二剂辉瑞疫苗接种后发生。

疫苗引起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和脑静脉血栓形成更危险

研究还发现,与非VITT脑静脉血栓患者相比,VITT相关患者的静脉血栓分布更广泛,多发性脑梗塞、多发性脑出血、颅外血栓的比例也更高。VITT相关患者首次静脉造影中静脉血栓数量高于非VITT组。入院时的神经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与没有VITT的患者相比,VITT患者更容易发生多发性静脉梗塞,并且更容易发生多发性脑出血。

70例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患者中,31例患有颅外静脉血栓、动脉血栓或两者兼有,其中肺栓塞和肝门静脉血栓尤为常见。相比之下,25名非VITT患者中只有1名患有颅外血栓。该患者血小板计数为57109/L,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属于VITT,但由于其最高D-二聚体仅为822g/L,在医院按VITT治疗。

研究结果还显示,与没有VITT的患者相比,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患者在住院结束时更容易死亡或依赖他人护理。根据修改后的RANKIN量表,有47名VITT患者死亡或依赖他人护理,而没有VITT的患者只有16名。改良RANKIN量表是用于评估中风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的量表,评分范围为1至6,严重程度从低到高递增。

治疗方法的初步研究

从治疗方法来看,非肝素肠外抗凝、直接口服抗凝剂或静脉注射免疫蛋白有利于改善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患者的病情。结果显示,接受非肝素肠外抗凝治疗的患者有36名死亡或依赖他人护理,而未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有75名。接受直接口服抗凝剂治疗的患者中有18%死亡或依赖其他药物,而未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中这一比例为60%。接受直接口服抗凝药治疗的患者死亡或依赖他人的比例为40%,而未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为73%。

基尔大学中风医学教授、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克里斯汀罗夫(ChristineRoffe)表示,虽然这些治疗策略的使用已经有了适当的理论支持,但没有临床证据支持。通过大型病例系列,本研究首次提供了这些治疗有效性的临床证明。

然而,由于受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影响最严重的患者很可能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接受治疗,因此该数据无法证明治疗的完全有效性。牛津大学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神经科顾阿拉斯泰尔韦伯说。“但当我们寻求更好的证据时,这些数据支持这些治疗方法的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血小板输注治疗VITT相关的脑静脉血栓似乎有负面影响。采用这种方法的患者的死亡率或依赖他人护理的比率高于不采用这种方法的患者。

伦敦大学学院血液学顾兼伦敦大学学院心血管科学研究所止血和血栓形成教授MarieScully表示“虽然注射新血小板来替代VITT患者的血小板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我们不推荐这种方法。不建议。”据推测,VITT患者血液中的血小板数量如此之低是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异常凝血所消耗。注射更多的血小板可能只会火上浇油。”

基于本研究中发现的VITT诊断标准的缺陷,研究人员提出了一套新的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诊断标准。除了最低血小板计数和最高D-二聚体的标准外,抗PF4抗体、纤维蛋白原和颅外静脉血栓形成三个特征与VITT的诊断显着相关。研究人员指出,血小板计数正常、D-二聚体正常或抗PF4抗体检测阴性的患者只要有其他证据有力支持诊断,就可以诊断为可能的VITT患者。

鉴于VITT与阿斯利康和强生公司的COVID-19腺病载体疫苗特别相关,研究人员表示,需要开展紧急工作来阐明这种反应的触发因素,并在未来的疫苗设计中避免这种情况。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这项研究还揭示了了解VITT相关脑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实验室和放射学标志物的重要性。

尽管VITT相关的脑静脉血栓形成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疾病,但研究人员强调,这似乎是新冠病疫苗的一种非常罕见的副作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接种疫苗的好处远远大于风险。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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